为什么领导会“任人唯亲”？

这其实是特定环境下，特殊阶段做的选择，为了适应当时的实际需求。

我之前总认为，高拱、张居正这样位极人臣的人物变得“气量狭窄”，是权力异化了他们，是纯粹的性格缺陷。毕竟，历史上不乏身居高位却依然谦逊、广纳众议的贤者。

高拱其人，气量较狭窄，“性强直自遂，颇快恩怨”。他复出，当年助徐阶以驱斥之的人，俱为之落胆。其后，他又通过考察科道，以“素行不检”“浮躁”“才力不及”等名义，降斥贬退了有忤于己的给事中岑用宾、陈瓒，御史周弘祖、顾廷对等多人。与此同时，又培植自己的学生程文、韩楫、宋之韩、雒遵等人作为喉舌。 张居正亦无例外。不过，他当时并未掌握全权，仅以次辅身份在阁，既未当舆论之冲，又未大结怨于科道，行事比较审慎隐蔽，非到关键之时、要害之处，绝不伸手。“拱甚狷浅，居正已弄于股掌中矣”。
--《暮日耀光：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》韦庆远

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，尤其是在审视改革者这一特定角色时，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理想化了。在一个缺乏制度化约束的传统权力结构中，改革者为了推行新政，似乎不得不表现出一种“选择性的狭隘”。改革的本质是破除积弊，必然会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一项新政不可能完美无瑕，一旦允许无限制的议论，反对者便能抓住细枝末节“众口铄金”，最终让改革胎死腹中。因此，强硬的执行力，甚至某种程度的独断，似乎成了改革得以启动和完成的必要前提。

这也就解释了，为何像海瑞这样品格、能力都无可挑剔的“孤臣”，却几任首辅更迭都无人愿意真正重用。问题不在于他的德行，而在于他的“路线不兼容性”。海瑞忠于的是抽象的道德律令和原则，而不是具体的改革操盘手。对于他认同的政策，他可以所向披靡（如勒令徐阶退田）；但对于他不认同的，哪怕是改革大局中的必要妥协，他也可能成为最坚固的障碍。在一个改革者眼中，海瑞是一个极度强大但完全不可控的变量，任用他的政治风险远大于收益。

上面已经讲了，为什么不用那些品德高尚，而且还有能力的人。代表人物就是海瑞。
下面我们再看看李鸿章更为直白的表述，他为什么会任人唯亲？

虽然是深秋夜凉，豆大的汗珠却从丁汝昌额头渗出。 李鸿章看他一眼，不满地说：“不就是一个弹劾吗？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老夫一年四季被他们弹劾，照你这样子，那都不要活了！何况他这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！你看，这里翁同龢就在质问，为什么老夫要把北洋水师的指挥权交给你，就因为你是淮军旧部，又是安徽人。” 丁汝昌站起来，不安地说：“中堂，汝昌请求辞去北洋水师提督之职！” 李鸿章眼一瞪说：“为什么？” 丁汝昌：“不能因汝昌而连累中堂！” 李鸿章一愣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，“连累我？贼娘！亏你想得出来。连累我什么？不就说我培植私人势力，任人唯亲吗？笑话，不任人唯亲，老子任人唯疏不成？非要让我的部下不听话，处处和我作对，那才不叫培植私人势力了？贼娘！老子一辈子玩的这个，会上他的当？你给我听着！这个提督你不能辞！非但是不能辞，你还得给我牢牢占着这个位置！北洋海军是朝廷的命根子，也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，我不能让它捏在别人手里，懂了吗？”
-- 《走向共和》张建伟

上面两个例子，其实在讲效率问题。任人唯亲，在特定阶段、特殊情况下是最有效率的选择。其实在我党内部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如下。

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，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，参加过南昌起义。井冈山会师以后，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。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、迫击炮连叛逃时，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，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，叛徒只身逃跑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。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、毛的争论当中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，从此便不受重用。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，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。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，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。但当时上级把他当做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，他本人也无所谓，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，也很有魄力。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，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。他曾对我说过，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！论本事，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；论政治主张，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。我问他：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？他说，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，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。我说：政治路线正确，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？他说：不行！政治路线、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，都是左不得，右不得的。我问他：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？他说：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，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，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。何笃才还举例说，像李韶九这个人，品质很坏，就是因为会顺从，骗取了信任，因而受到重用，被赋予很大的权力。结果，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。像这样的组织路线，何以能服人？
-- 《黄克诚自述》黄克诚

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套逻辑最致命的内在矛盾。何笃才承认教员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和个人能力的卓越，但他无法接受其“组织路线”——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，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”。

这正是改革者面临的永恒困境。在革命或改革的非常时期，为了确保路线的绝对贯彻，领导者必须依赖一批高度忠诚、绝对服从的执行者，这是将蓝图变为现实的保障。然而，这套逻辑如果推到极致，短期有用，长期往往走向自毁：反对声音被压下去，错误也一起被压下去，等到爆发时就是系统性崩塌。

不过，我们党给出了解决办法：民主集中制。

民主集中制既充分发扬民主，确保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能够充分表达意见、发挥积极性创造性，又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，保证全党行动一致、集中力量办大事，从制度层面实现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，有效避免了个人专断或分散主义，这也是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团结统一、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。

通俗的说，就是用党组织领导替代个人领导。最直接的历史经验就是“支部建在连上”。通过党组织来限制连长的权利，防止连长权利被滥用，保证党的绝对领导。